最后，他一个人踏上了回老家的火车。行李包里装着儿子的照片，厚厚一沓，都是他偷拍的。母亲戴着老花镜，一张一张地看，枯瘦的手指抚过照片上孩子的笑脸。
“像你，鼻子像你。”母亲喃喃道，“眼睛像他妈，好看。”
陈文忠别过脸去。灶台上炖着肉，香气弥漫在简陋的堂屋里，却驱不散那股深入骨髓的寒意。
临走前夜，母亲熬了个通宵。第二天清晨，她把两双虎头鞋塞进儿子包里：“给孙子做的，鞋面上绣了‘辰’字，保平安。”
那是老人一针一线纳的，红色的鞋面，黄色的虎头，眼睛用的是黑纽扣，在晨光中亮晶晶的。陈文忠接过鞋，看见母亲手指上密密麻麻的针眼，突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回到北京，他兴冲冲地给儿子换上虎头鞋，拍了照片准备寄给母亲。王敏勤站在旁边看着，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。
“这什么呀，土里土气的。”等陈文忠拍完照，她一把夺过孩子，三下两下扒掉虎头鞋，换上商场买的卡通棉鞋，“现在谁还穿这个，让人笑话。”
那双虎头鞋从此消失了。陈文忠问过几次，刘诗玲支支吾吾：“妈说送人了，放着也占地方。”
送人了。三个字，轻飘飘的，像扔掉一袋垃圾。陈文忠站在客厅中央，看着岳母抱着儿子逗弄，妻子在厨房切水果，阳光从窗外洒进来，一切都那么温馨，温馨得让他想吐。
2002年3月，转机似乎来了。陈文忠在北五环看中一套房子，120平米，首付三十万。他算了算，自己攒了十五万，妻子那里应该有十万，再借点，够了。
“咱们买房，搬出去住。”晚上，他对妻子说，“有自己的家，孩子的事咱们自己做主。”
刘诗玲眼睛亮了亮，很快又黯淡下去：“妈不会同意的……”
“这是我们的事！”陈文忠提高了声音，“刘诗玲，你是我老婆，是我们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不是你妈的提线木偶！”
那是他第一次对妻子吼。刘诗玲吓住了，呆呆地看着他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陈文忠心软了，抱住她：“诗玲，我们得有自己的生活。”
最终，刘诗玲被说服了。更让陈文忠意外的是，王敏勤听说他们要买房，主动提出赞助五万。“小陈在孩子的姓上让了步，说明他心里有这个家。”她对女儿说，“这钱，妈出了。”
陈文忠有些感动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误会了岳母。也许她只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也许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
签约那天，三个人一起去了售楼处。手续办到一半，王敏勤突然说：“产权人写我的名字。”
陈文忠以为自己听错了：“什么？”
“写我的名字。”王敏勤重复道，语气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，“这钱我也出了，写我名字怎么了？反正将来都是你们的。”
“妈，这不合——”
“怎么不合？”王敏勤打断他，声音陡然拔高，“陈文忠，没有我，你买得起这房子吗？让你住我的房子，吃我的喝我的，现在翅膀硬了是不是？”
售楼小姐尴尬地站在旁边，其他客户纷纷侧目。陈文忠脸涨得通红，血往头上涌。他看向妻子，刘诗玲低着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一言不发。
最后是销售经理出来打圆场，提议写刘诗玲的名字。“反正你们是夫妻，写谁的名字都一样。”
陈文忠妥协了。他太累了，累到不想再争。走出售楼处时，北京的天空灰蒙蒙的，像一块脏抹布。他点了一支烟，狠狠吸了一口，尼古丁呛进肺里，带来短暂的麻痹。
那晚，他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回到老家，躺在院子里那棵枣树下。枣子熟了，红彤彤地挂满枝头，母亲在树下喊：“文忠，下来吃饭——”他睁开眼睛，发现枕头湿了一片。
裂缝一旦产生，就会以不可逆转的速度蔓延。
2003年秋天，陈文忠的母亲被确诊为子宫癌，需要立即手术，押金三万。陈文忠翻遍所有银行卡，余额加起来不到五千。他去找妻子，刘诗玲眼神躲闪：“钱都在妈那儿……”
“那是你亲妈！”陈文忠失控了，“刘诗玲，那是我妈！”
“我知道，可是……”刘诗玲哭了，“我去跟妈说。”
王敏勤只给了一万。“不是妈狠心，家里就这么多现金了。再说了，癌症就是个无底洞，多少钱够填？”
陈文忠盯着岳母，第一次用冰冷的语气说：“妈，如果今天生病的是你，我就是卖血也会给你治。”
王敏勤脸色一变，刚要发作，陈文忠已经转身走了。他找同事借了两万，凑够了手术费。母亲手术那天，他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夜，烟头扔了一地。
母亲出院后，陈文忠想让她在北京多住些日子。老人住了三天，默默收拾了行李。“文忠，妈回去了。你在这儿……好好的。”
他送母亲去火车站，看着那个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进站口，突然蹲在地上嚎啕大哭。人来人往，没有人停下脚步，北京太大，大得可以吞没所有哭声。
就是从那时起，有什么东西在陈文忠心里死去了。他开始喝酒，开始对刘诗玲恶语相向，偶尔还会动手。每次争吵都以王敏勤的介入告终，每次都以他的退让收场。这个家成了一个烂泥潭，他越挣扎，陷得越深。
2005年底，王鲁重新出现了。开宝马，住别墅，离了婚，成了“王总”。他在路上“偶遇”王敏勤，递上名片：“阿姨，让诗玲联系我，我公司缺人。”
王敏勤握着那张烫金名片，手都在抖。她想起当年自己如何逼女儿分手，想起那句“跟着他能有什么出息”，脸上火辣辣的。
刘诗玲去了王鲁的公司上班，职位是总经理助理，月薪是她原来的三倍。她开始晚归，开始化妆，开始穿以前舍不得买的裙子。陈文忠问起，她只说“加班”。
2006年7月25日，陈文忠在妻子电脑里看到了照片。刘诗玲和王鲁的合影，背景是三亚的海滩，女人依偎在男人怀里，笑容灿烂得刺眼。
陈文忠盯着那张照片，看了很久很久。然后他关掉电脑，走到客厅。刘诗玲正在看电视，见他出来，随口问：“晚上吃什么？”
一个耳光扇在她脸上，用了十成力。刘诗玲被打懵了，呆呆地看着丈夫。陈文忠把笔记本电脑摔在她面前，屏幕碎了，但那张照片还在，两个人笑得那么开心。
“离婚吧。”他说。
刘诗玲回了娘家。王敏勤听说女儿被打，第一反应是：“离！必须离！王鲁现在比他强一百倍！”
2006年8月2日，离婚起诉书送到了陈文忠手里。8月6日，他去找妻子，想谈财产分割。王敏勤挡在门口：“有什么好谈的？房子是我女儿的名字，孩子姓刘，你净身出户吧。”
8月7日，他又去了一次。这次连门都没进去。
8月8日早晨，陈文忠在厨房站了很久。刀架上挂着整套刀具，德国品牌，是他去年买的。他抽出那把蒙古刀，刀身冰凉，刀柄上刻着狼头，是老家带来的，说是能辟邪。又拿了把菜刀，用布缠好。
出门前，他照了照镜子。西装挺括，领带端正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一个标准的外企白领，年薪三十万，有房有车——至少在别人看来是这样。
他对着镜子笑了笑，笑容扭曲。
2007年3月20日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。
陈文忠站在被告席上，手铐在腕上闪着冷光。他听到法官宣读判决书：“被告人陈文忠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……”
旁听席上传来压抑的哭声。他转过头，看见母亲和三个姐姐。半年不见，母亲更老了，头发全白了，靠在女儿怀里，肩膀剧烈颤抖。大姐捂着脸，泪水从指缝渗出。
陈文忠转回头，面无表情。检察官在问：“被告人，你是否对杀害王敏勤的行为感到后悔？”
他沉默了很久。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岳父刘方勇坐在原告席，眼睛通红，死死瞪着他。
“我后悔。”陈文忠开口，声音嘶哑，“后悔没有早点离开那个家。”
刘方勇猛地站起来，被法警按住了。老人嘶吼着：“陈文忠！你这个白眼狼！我们家哪里对不起你——”
“对不起我？”陈文忠笑了，笑声干涩得像枯叶摩擦，“让我儿子姓刘，把我妈做的虎头鞋扔了，把我当狗一样使唤——这叫对我好？”
法官敲了敲法槌：“被告人，注意你的言辞。”
陈文忠不说话了。他低下头，看着手腕上的手铐。金属很凉，像那个冬天，母亲在火车站递给他虎头鞋时，手指的温度。
退庭时，他最后看了一眼旁听席。母亲已经哭晕过去，姐姐们手忙脚乱地扶着她。他想喊一声“妈”，声音卡在喉咙里，变成一声压抑的呜咽。
法警押着他往外走。经过长长的走廊时，一扇窗户开着，三月的风灌进来，带着初春的暖意。陈文忠停下脚步，深深吸了口气。
风里有泥土的味道，像老家春天，土地化冻，万物复苏。母亲在院子里播种，他跟在后面，用小脚把土踩实。母亲回头笑他：“慢点，别把种子踩坏了。”
“妈，”他小声说，“种子发芽了吗？”
法警推了他一把：“快走。”
陈文忠踉跄了一步，继续往前走。阳光从走廊尽头照进来，在地上拉出长长的影子。他踩着自己的影子，一步一步，走向没有春天的未来。
窗外，北京城车水马龙，没有人知道，在这个春天的上午，一个男人的一生就这样被定格了。而那些关于尊严、关于家庭、关于爱与恨的故事，还在无数的屋檐下，无声上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