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次战役临近尾声时，敌我双方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对整场战役的反思。对手反思的结论是：这一仗，打得毫无意义。
从地理上看，华夏对他们毫无威胁；从资源上讲，南韩也毫无价值。为这么一块破地方，耗费如此巨大的精力，实在不值得。几位政府高级官员纷纷倡议停战，不少人认为亚太地区根本不值得投入。
然而，“鱿鱼”开始活动了。他们在高层之间往来游说，反复传递一个信息：西方靠不住，亚太才是未来的聚宝盆。
这便是亚太策略的由来！这个群体在全球转了一圈，发现只有这个亚洲地方，最适合被压榨。
说得直白些，亚洲没有资源，但老百姓勤劳肯吃苦。这不是局部现象，而是整个区域共同的特质。因此，亚太地区将成为外来花旗的核心利益来源地。
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他们费尽周折，通过种种渠道与华夏展开谈判。
而在我们这边，军委也对第五次战役进行了全面回顾。虽然前几次战役取得了较大胜利，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长期作战是不可行的。
随着战事推进，志愿军未来将面临极为不利的作战条件。
首先是装备差距太大。没有海空军，只有少量炮兵，即便包围了敌人大部队也无法全歼，只能敲掉小股力量。
其次，后勤全靠国内保障，运输条件极其困难，而且老大哥并不能提供多少帮助。当时的一封电报，便足以说明所有问题：大林子的意见很明确：华夏耗费几年时间，购买武器，消耗西方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部队，为苏维埃争取扩张的机会。
这意味着，华夏要用鲜血，去铺一条对毛熊极为有利的路出来。
因此，教员的建议是：除非必要，否则不建议再发动第六次战役。
此时，教员下达了全面的战略部署：明确今后作战为有限局部战争，歼敌目标要考虑实际，每个军一次战役以歼灭一至两个营为主；推进距离要顾及供应能力，不宜过远；同时加强指挥力量，任命三兵团陈司令为第二副司令，九兵团宋司令为第三副司令，由洪将军担任后勤司令员，成立统一的后勤机构。
在此基础上，确立了“以战促和”的总体方针：不发动大规模战役，以三八线为华夏的最后底线。
从这些部署中，可以看出国内已经有了清晰的认知：打，不怕，但要控制，不能沦为别人的工具；谈，可以，但必须达到心理预期，守住三八线，保障边疆安全。
与此同时，陈司令离开安南之后，从12月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，“越盟”方面先后在红河三角洲地区发起了“陈兴道战役”、18号公路战役和“光中战役”。三次战役的结果，均不理想。
法兰西人对林译的表现极为满意，他们认为收服安南全境指日可待。整个西方代表团也一致认定，投资林译是一笔相当划算的买卖。
就在此时，林译收到了沈孝文带来的建议，已准备收手。然而，一个全新的问题，又摆到了面前。
这个时候，志愿军的后勤出了大问题！即沪市劣质药事件，这是当年影响深远的大事件！
事情的严重程度，远超想象。沪上大康西药房拿下了志愿军的巨额订单，总价值超过三百万大洋。这笔采购，承载着志愿军维系所有伤员的全部希望。
然而，送上前线的，竟是一批彻头彻尾的劣质货色。
黄凡士林是民国二十八年日占时期的积压库存，纱布已在仓库中搁置了十五年之久，霉迹斑斑；氯霉素造假，早已被小鬼子损毁的x光机，竟也被当作完好设备卖给了志愿军医院。即便如此，他们连订单都无法完成。最终送到前线的物资，不足订单的一半！
性质之恶劣，后果之惨重，可想而知。彭老总震怒，教员更是直接干预，要求严惩不贷。雷霆手段随即开展，涉案人员一律公审枪毙，涉案场所一律充公，整改。
可怒火过后，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面前：物资，总要有人来出。是继续恳请霍先生拼上一切，还是启用那条更稳妥的渠道？
霍先生是港岛富商，却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般殷实。他一共只有四条船……简单来说，西方想要毁掉他，轻而易举。这条线太脆弱了，他是拿身家性命在搏。这一位，担得起“伟大”二字。
而林译那条线，则完全不同。量大、稳定，而且——林译不要钱。取舍，由此而生。哪一边是底线，哪一边可以托付？
更深的症结，在高层内部引发了讨论。教员在内部会议上罕见地发了火：华夏是华夏，毛熊是毛熊，他们那一套，不能照搬。如今出的问题，恰恰说明了这一点。
明明是高丽的事，他们就指望着华夏和毛熊；明明是安南自己的事，他们也跑来要我们支援。
出于团结、建交、明确立场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可走到现在，味道已经有些不对了！依赖强邻，渐渐变成了理所当然，甚至隐隐有了躺平耍赖、无底线要挟的迹象。
仿佛在说：你必须帮，否则，我们就什么都不干了。
一九五一年六月，教员的态度明确了下来：出兵，是不可能的。其他援助可以有，但要靠我们替你们实现目标，这条路，走不通。
教员将底线划得清清楚楚：自建党以来，即便没有共产国际的丝毫援助，我们依旧澎湃发展，从未依附于人。要建成真正的苏维埃，既要有牺牲精神，也必须有群众基础。缺了这两样，便是无根之木，注定长不大。
这一切，都在告诉林译——如今时机尚不成熟，继续蛰伏，或许才是最好的应对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