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知道，到了厂里，领导却摇头说 “不行”。
原来厂里觉得出纳是关键岗位，得找 “靠谱”的人，吴骞这“托关系进来的”，他们不放心。
吴骞没办法，只能又找街道出面，跟厂方掰扯。
一来二去，拉锯了快一个月，厂方终于松口了，却把他的岗位调成了仪表车床操作工，月薪也从预期的25元降到了18 。
这一下，吴骞的心凉了半截，可再不满意，也只能先干着——总比待业强。
车床车间的日子，对吴骞来说就是煎熬。
他高度近视，平时看东西就模糊，干粗活还能应付，可一到打磨刀具，眼前就像蒙了层毛玻璃，精细的地方根本看不清。
老师傅在旁边急得直跺脚，呵斥他 “眼睛长哪儿去了”，可他越急越出错，周围同事的轻视和鄙夷的目光，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。
干了没几天，吴骞的境遇突然变了——他被调到了厂办公室，干抄写文书的活。表面上看，这是好事，毕竟他识字，比在车间里干体力活体面。
可吴骞心里却堵得慌，那种失落和压抑，比在车间里还难受。
每天坐在办公桌前，机械地抄写报表，钢笔尖在纸上划过，留下的每一道墨痕，都像在跟他说：“吴骞，你这辈子就这样了，没什么出息了。”
他不甘心。难道自己这辈子就要在抄抄写写中消磨掉？吴骞天天琢磨着怎么能摆脱这种日子，可现实太残酷了——除了在这儿熬着，他没别的路可走。
要是辞职，就只能重回待业的深渊，那种无依无靠、看不到未来的彷徨，他再也不想经历了。
这种窒息感，让吴骞想起了1974年高中毕业后的日子，那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光。
背上 “待业青年” 的包袱后，他在家无所事事地晃了三年，每天都觉得自己像个多余的人。
那些年的几件事，直到现在想起来，吴骞还觉得头皮发麻。温州是处理海峡两岸关系的前沿地带，国营企业没几家，找工作比登天还难。
除非家里有人在厂里上班，能“顶替”岗位，不然想有份正经工作，门都没有。
吴骞每天蹲在家门口，看着上下班的人匆匆走过，心里的羡慕像钝刀子割肉，一下下疼得厉害。
他能找到的活，只有每年旧历年底，去父亲所在的国营年糕厂做临时工。那一个多月，日薪1.17元，不管饭，连碗热汤都喝不上。
那会儿温州市区每人每月计划供应2斤年糕，这活儿全靠年糕厂，一到年底，厂里忙得脚不沾地，就需要临时工。吴骞一干就是好几年，对年糕的感情特别复杂——既恨这份活计的辛苦，又依赖它带来的微薄收入。后来他还写了篇《年糕世家》，专门讲这段日子，发表后还挺多人喜欢。
除了年糕厂，吴骞还干过几次泥水小工，每次都干不长。最苦的是在中山桥工地的那两个月。那活不用技术，全靠力气，给泥工师傅打下手。
他个子不到1米6，体格又瘦，却要推着装满湿水泥的小推车，还要挑砖头、石子。没几天，脖子就被太阳晒得蜕了皮，手掌和肩膀磨出了一串水泡，破了又磨，磨了又破，疼得钻心。
可他不敢偷懒，只能咬着牙，使出浑身力气干活。每天累得倒头就睡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浑身哪儿都疼，那种苦，他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还有一次，他在信河街邮电局后面的小巷里，找了个家庭作坊的活。作坊里就五六个人，用砂轮打磨小轴承的平面，吴骞到现在都记不清那些轴承是干啥用的。
干了没半个月，有一天他去上班，发现作坊没了——连机器带工人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他的工钱也没地方要了。那段日子，他觉得自己就像个无根的草，风一吹，就不知道飘到哪儿去。
打零工不是长久之计，吴骞也想过别的出路。可那时候大学只招工农兵学员，要 “又红又专”，他既不是工人，也不是农民，更不是军人，上大学的路彻底断了。
家里两个哥哥、两个姐姐去了黑龙江支边，另一个姐姐当了工人，没人能帮他。他高度近视，连当兵的梦想也碎了。
那几年，吴骞像没头的苍蝇，到处乱撞，三次尝试改变命运，结果都像笑话一样。
有一次听说要招外语人才，他赶紧翻出压在箱底的英语课本， dust（灰尘）都没来得及擦，就拼命读起来，晚上睡觉都抱着课本，梦里都在背单词，幻想能靠这个出头。
可等了好久，才知道那是谣言，空欢喜一场。后来又有人说要招佛学院学生，他也心动了，好不容易找了本佛学书，硬着头皮啃那些晦涩的经文，看得头都大了，结果还是谣言。
他甚至想过跟哥哥姐姐一样去黑龙江支边，可人家一看他高度近视，直接就拒绝了。那时候社会动荡，谣言满天飞，吴骞的心也跟着七上八下，前途一片迷茫，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儿。
在计划经济和身份的双重束缚下，吴骞就像年糕厂里蒸汽里翻腾的米浆，黏稠、滚烫，却找不到一个能让自己成型的模具。他挣扎过，努力过，可每次都被现实打回原形。
折腾来折腾去，吴骞最后找到了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地方——图书馆。
每天一早就去图书馆，找个角落坐下，看书、读报，仿佛只有在书里，他才能暂时忘记现实的烦恼，才能找到一丝平静。他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但他知道，只要还在读书，还在学习，就还有希望。
而这份希望，在1977年10月底，随着高考恢复的消息，终于有了微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