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17章 安亲王劝谏,康熙心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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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其吞并喀尔喀,意在整合整个漠北之力,而后挟漠北之众,南下与漠南诸部会盟,其最终目标,必然是越过长城,窥伺神器。

  皇上或已知晓,噶尔丹新败于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之手,失去科布多等水草丰美之地。

  朝中或有乐观之声,以为噶尔丹已元气大伤,不足为虑。

  然臣以为,此恰是其最危险之时。

  猛虎受伤,其性更烈。

  科布多之失,于其而言,是耻辱,更是鞭策。

  此败非但未曾使其消沉,反而令其更加疯狂地寻求外援,弥补损失。

  据臣帐下探马及蒙古降人密报,噶尔丹正极力修复与沙皇俄国之关系,其使者与俄夷之所谓“全权大使”戈洛文往来频繁,互通声气。

  同时,他利用厄鲁特蒙古内部矛盾,连横合纵,将更多摇摆不定的部落拉拢至其麾下。

  其势力非但未因科布多之败而削弱,反而在外部势力的加持下,如毒蛇蛰伏,伺机再起,其势发展之速,令人心惊。

  故臣敢断言:噶尔丹不除,我大清北疆永无宁日。其患非一时一地之扰,乃动摇国本之大患。若任其坐大,则我大清将重蹈前明“北虏”之覆辙,边防糜烂,国力虚耗,后果不堪设想。此其一,为“知患之深”。

  其二:洞察俄夷之虚实,把握天赐之时机,谋定而后动

  皇上欲除噶尔丹,臣感同身受,恨不能披甲上马,为圣上先驱。

  然臣斗胆进言:欲除此獠,此时绝非最佳时机。

  兵法有云:“知己知彼,百战不殆”。

  臣知噶尔丹之狼心,亦需知其羽翼之虚实。

  噶尔丹今日之最大倚仗,非其本部兵马,亦非摇摆之厄鲁特诸部,而是其背后若隐若现之沙皇俄国。

  俄夷久有窥伺我黑龙江流域之心,筑雅克萨、尼布楚等城,杀我边民,掠我土地。

  前有彭春、萨布素将军两次雅克萨大捷,已挫其锋。

  然其亡我之心不死,戈洛文此来,名为议和,实为恫吓与试探。

  若我大清此时倾全国之力征讨噶尔丹,则北疆空虚,戈洛文必会趁机发难,使我陷入两线作战之窘境。

  如此,则噶尔丹之患未除,俄夷之患又起,国事危矣。

  然而,天佑我大清。

  臣在漠南,虽身处绝域,然时刻关注天下大势。

  臣遣心腹之人,伪作商旅,深入西伯利亚,甚至远至其欧洲之地,耗时年余,九死一生,终探得一绝密情报。

  如今之沙皇俄国,其国力与重心,全在西线。

  他们正与其西邻波兰、南邻奥斯曼土耳其,以及瑞典等数个欧洲强国,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、规模浩大的战争泥潭。

  据报,尤以其与波兰-立陶宛联邦之战事最为惨烈,俄军主力尽数被牵制于第聂伯河与维斯瓦河之间,寸步难行,损失惨重。

  皇上!

  此乃天赐我大清之良机!

  俄夷看似强大,实则外强中干。

  戈洛文在尼布楚之傲慢姿态,不过是虚张声势,色厉内荏。

  他们此刻最怕的,便是在东方开启战端。

  他们绝无可能,也绝无能力,在与整个欧洲为敌的同时,再与我大清帝国进行一场全面战争。

  故臣以为,当前之国策,应有先后之序。

  当务之急,非是征伐噶尔丹,而是利用俄夷西顾无暇之机,一劳永逸地解决北方边患。

  皇上可降旨我方议和大臣,在尼布楚谈判中,必须寸步不让,立场强硬。

  我方可尽陈雅克萨之兵威,更可暗示若谈判不成,我大清数十万铁骑将踏平西伯利亚。

  俄夷知其内虚,必不敢决裂。

  我方当以额尔古纳河、外兴安岭为界,将疆界以条约之形式,凿凿订立。

  一旦与俄罗斯谈判告成,则俄夷之东侵之路被彻底堵死,噶尔丹便失去其最大、最可靠之外援,沦为孤家寡人。

  此策,名为“先北后西,先文后武”。

  先以雷霆外交手段,稳固北方,剪除噶尔丹之羽翼。

  待北方疆界一定,俄夷不敢妄动,我大清便可集结全部力量,从容布置,以泰山压顶之势,一举解决噶尔丹问题。此其二,为“知时之变”。

  其三:统揽全局之威势,定鼎乾坤之决战,必须圣驾亲征

  待北疆平定,与噶尔丹决战之时机便已成熟。

  然此战如何打,由谁来统帅,乃是成败之关键。

  臣思虑再三,不避僭越之嫌,斗胆恳请皇上:届时,务请皇上御驾亲征!

  此非臣为皇上增劳,实乃此战之特殊性、复杂性与重要性,非皇上亲临,不足以定乾坤。

  臣以为,圣上亲征,有三大无可替代之益处。

  其一,可最大限度振奋军心,凝聚内外归附之志。

  我大清入关虽已四十余年,然天下初定,人心思安。

  长期大规模用兵于漠北,军士或有厌战之情。

  然若皇上亲率六军,则意义截然不同。

  皇上乃八旗共主,天命所归。

  圣驾所到之处,便是军心所向。

  八旗将士、绿营官兵,见天子旌旗,必将士气百倍,奋不顾身,以求在御前立功。

  更为重要者,此次征伐噶尔丹,不仅是我大清一国之事,更是关乎整个蒙古地区未来走向之大事。

  漠南蒙古诸部,早已归附我大清,然面对噶尔丹之兵锋,心中亦难免有疑惧摇摆者。

  漠北喀尔喀诸部,更是家园被毁,流离失所,亟待救援。

  皇上亲征,便是向全蒙古宣告:

  大清皇帝,是蒙古诸部真正的保护者与大汗。圣驾亲临前线,是对忠诚的漠南诸部的最大慰藉与肯定,是对流亡的喀尔喀部落的最有力之拯救与号召。届时,内外蒙古之心,将因皇上之亲征而空前凝聚,形成围剿噶尔丹之汪洋大海,此乃战胜之民心基础。

  其二,可从根本上瓦解敌军心防,唯有天子方能震慑活佛。

  皇上,噶尔丹此贼,最狡猾之处,便是以宗教为外衣。噶尔丹是蒙古的活佛。此乃其蛊惑人心之最大资本。

  倘若皇上派遣任何一位亲王或大将军为帅,纵然其军功赫赫,威名素着,但在许多蒙古人眼中,终究只是世俗之王公。

  噶尔丹大可利用其宗教身份,将战争渲染为“黄教”与“世俗”之争,以“护教”为名,煽动蒙昧之信徒。

  如此,我军纵能战场取胜,亦难彻底收服其人心。

  然皇上亲征,则局面迥异。

  我大清皇帝,乃“文殊菩萨”之化身,此说在内外蒙古早已深入人心。

  皇上既是天下之君,亦是佛法之大护持者。

  以“文殊皇帝”之真龙天子,讨伐一个自封的“活佛汗”,在法理、在教义、在天命上,都具有无可辩驳的压倒性优势。

  此非将帅之勇武所能替代,非臣子之权威所能比拟。

  两军对垒,我方是天子之师,奉天伐罪;彼方则立时沦为乱教之伪佛,逆天而行。

  其军心士气,必将因此而土崩瓦解。

  此战,不独是兵马之战,更是天命与人设、正统与僭伪之战。

  放眼大清,除了皇上,无人能在这最高层级的对决中,与噶尔丹平级抗衡,乃至稳操胜券。

  其三,可最有效促成内外联合,彻底威慑俄夷,毕其功于一役。

  臣前已述,噶尔丹虽失科布多,然其侄策妄阿拉布坦与其有不共戴天之仇。

  此乃我大清可利用之绝佳机会。

  然而,策妄阿拉布坦亦是雄踞一方之主,为人多疑。

  若仅遣使臣或将军前往联络,恐其心存观望,未必肯出全力。

  但若皇上御驾亲征,率数十万大军亲临漠北,则形势截然不同。

  此举向策妄阿拉布坦展示了我大清,誓灭噶尔丹的无比决心与强大实力。

  他将清楚地看到,与我大清合作,方是顺天应人之举,方能确保其自身安全与未来地位。

  届时,无需我方多费口舌,他必将主动请缨,从西线出击,与我大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。

  而对于北方的俄夷戈洛文之流,皇上亲征,更是最直接、最强硬的警告。

  待北疆平定之后,皇上大军陈兵漠北,兵锋所指,所向披靡。

  戈洛文等即使心有不甘,面对煌煌天威,亦只能俯首帖耳,不敢有任何轻举妄动。

  一场由皇帝亲自领导的辉煌胜利,将彻底粉碎噶尔丹的帝国迷梦,同时也将让沙皇俄国在未来数十年内,不敢再生觊觎我北疆之心。

  此一战,可收平定蒙古、威慑沙俄、安稳北疆百年之功。此其三,为“知胜之道”。

  罪臣之结语:不避前嫌,沥血之言

  皇上,臣本戴罪之身。

  先父简亲王阿巴泰,昔年曾与信郡王多尼因储位之事,有所争议。

  臣身为其子,虽蒙皇上不弃,委以重任,然心中常怀惴惴。

  今日将死,言必由衷。

  臣以上所陈,绝无半分私心,皆为我大清万世基业而发。

  臣与噶尔丹,无私人之仇怨,唯有君国之大义。

  臣于俄夷,无门户之偏见,唯有疆土之寸步不让。

  臣力请皇上亲征,非为谄媚,实乃万全之策,无奈之举。

  臣之肉身即将腐朽,魂魄或可归于太庙,侍奉列祖列宗。

  臣不能再为皇上执鞭坠镫,驰骋疆场,然臣之赤胆忠心,可昭日月。

  这封奏折,是臣一生戎马、两年边塞观察思考之所得,是臣呕心沥血、字字泣血之绝笔。

  恳请皇上深思臣言,万勿以人废言。

  漠北风雪,犹在帐外呼啸。

  臣仿佛已听见皇上亲征大军的号角,看见八旗龙纛在乌兰布通的上空猎猎飘扬。

  噶尔丹授首,漠北归心,四海升平……臣,看不到了。

  然臣坚信,吾皇圣明,这一天,必将到来!

  罪臣岳乐,血竭墨尽,再拜叩首。

  康熙二十八年正月十七日,于漠南大营帐中。

  康熙一边听,一边泪流不止。

  听到安亲王的建议时,早已泪眼婆娑。

  全文听完,康熙摇头苦笑,“安亲王,你不恨朕!朕恨自己!恨自己为何,为何冷落你多年,以至于.......”

  提及此处,康熙恨不得扇自己一巴掌。

  自己是以小人之心,度君子之腹。

  这么多年来,凡有战争,第一个想起来用安亲王。

  可一但安亲王立下大功回朝,自己又第一个猜忌安亲王。

  康熙恨透了自己,实属不该啊。

  安亲王即便纵容小舅子、纵容奴才在京城为所欲为。

  可他,毕竟是大清国最高贵的王爷,是太祖爷的亲孙子......

  康熙悔不当初,接过安亲王的折子,又细细的读了一遍。

  康熙二十八年三月,运河两岸新绿初萌,垂柳如烟,本是江南最好的时节。

  但龙舟上的气氛却凝重如冬。

  康熙立在船头,望着逐渐逼近的京城轮廓,眼中没有半分游春归来的喜悦,只有深沉的悲戚。

  安亲王离世的消息传来那一刻,康熙觉得脚下土地仿佛塌陷了一角。

  他当即中断南巡,命船队全速返京,沿大运河日夜兼程奔赴天津。

  太子胤礽已在天津迎候多时,父子相见,未及寒暄,康熙便急促询问安亲王后事安排。

  “儿臣已命礼部按亲王最高规格治丧,内务府正加紧布置灵堂。”太子躬身禀报,“只是...安亲王去得突然,太医说是心疾猝发。”

  康熙默然点头,眼中闪过复杂难辨的情绪。

  他登上龙辇,命队伍直接从天津启程,不必在行宫停留。

  马蹄声急促,如他此刻心境。

  紫禁城的轮廓终于在暮色中显现,康熙却未回宫,径直命车驾前往安亲王府。

  崇文门内,白幡如雪,在晚风中悲切摇曳。

  王府门前已挂起素色灯笼,上书一个触目惊心的“奠”字。

  康熙下辇时,身形竟踉跄了一下,身旁的太子急忙搀扶,却被他轻轻推开。

  他整了整衣冠,迈入那扇熟悉的府门。

  这是他登基以来,第一次以如此心境踏入这座府邸。

  灵堂设在正殿,烛火通明却难驱寒意。

  康熙立于灵前,看着那漆黑棺椁,久久无言。

  礼官捧上三杯御酒,他接过第一杯,缓缓洒于灵前。

  “安亲王...”声音沙哑,几不成句。

  又一杯酒倾洒在地,这次他提高了声音:“朕的皇叔...”

  第三杯酒举起时,他的手微微颤抖:“岳乐...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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