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师爷,我倒是想起一件事......不知道可行不可行。”
周剑云的这句话,让王汉彰坐直身子,开口说:“你说!”
“我记得,去年我去天津,到你的天宝楼参观。装修的时候,在地下室仓库里,我看到过一台摄影机,还有几盒没开封的胶片。”
周剑云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,带着电流的滋滋声,却清晰得像是就在耳边,王汉彰立马就想起来了,在天宝楼影院的地下室里,堆着几个落满灰尘的木箱。王汉彰当时打开看了一眼,是一对不知道用途的机器,那是之前的老板马乐马拉斯留下的,他看着新鲜,就留着了,想着以后也许用得上。
周剑云来的时候还专门看过,机器上面有铜制的旋钮和刻度盘,侧面还刻着一行法文:pathé cinéma。旁边摞着十几个铁皮盒子,上面贴着标签:Eastman Kodak 35mm Film。
周剑云说这是法国帕泰摄影机,算是比较先进的型号,保养得不错。胶片是伊士曼柯达的,三十五毫米,一共有十几盒,后来一直没用上,就堆在仓库角落。
“你的意思是......”王汉彰心跳加快了。
“您何不自己拍一部电影呢?”周剑云的声音透过电话线传来,带着一种诱人的可能性,“就用那台设备,在天津本地取景,找本地人演。拍一部天津卫的故事,讲天津的人,天津的事。只要剧本好,拍得有意思,相信天津的观众肯定会买账的!”
自己拍电影。这个念头像一道闪电,劈开了王汉彰脑子里的迷雾。
对啊!为什么一定要等上海的片子?为什么一定要看美国的好莱坞?美国的洋人拍电影,上海滩的电影公司拍电影,他们能拍,天津人为什么不能拍?
天津有九河下梢的码头,有租界里的洋楼,有老城里的胡同,有南市的三不管,有海河上的帆船,有戏园子的名角,有江湖上的好汉……这些,不都是现成的场景和人物吗?
“自己拍……”王汉彰喃喃道,脑子里飞快地转着,开口说:““可我不会啊。摄影、导演、编剧、演员……我一窍不通。那台机器放了好几年了,还能不能用都不知道。胶片有没有受潮?镜头有没有发霉?这些都得检查。”
“技术上的事,我可以帮忙。”周剑云语气热切起来,显然对这个提议很有兴趣,“我可以从上海派两个技术人员过去,一个懂摄影的,一个懂剪辑的。他们懂设备,懂流程,能帮你把架子搭起来。机器能不能用,他们一看就知道。胶片受潮没受潮,他们也有办法测试。就算真不能用了,我也可以从上海调设备过来,租给你用,价钱好商量。”
王汉彰握着听筒,手心里出了汗。周剑云的话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想过的门。
“编剧嘛……”周剑云继续说,“天津文人不少,你可以找找。我听说严范孙先生的门生里,就有写新式小说的。刘云若的《红杏出墙记》在天津卫很受欢迎,他会不会写剧本不好说,但至少懂故事。再不行,你可以从上海请个编剧过去,包吃住,给稿费,重赏之下必有勇夫。”
“演员更简单。”周剑云越说越兴奋,“戏班子里的角儿,学校里的学生,甚至街头巷尾的普通人,只要形象符合,都能演。天津人说话有意思,有味儿,拍出来肯定有特色。你要是需要专业演员,我也可以从上海介绍几个过去,我们明星公司的演员,可以按照友情价出演。”
他顿了顿,补充道:“当然,开始的时候肯定会遇到困难。剧本怎么写,场景怎么布,演员怎么调度,灯光怎么打……这些都是学问。灯光设备你得另买,反光板、聚光灯、柔光布,一套下来也得几百大洋。还有录音设备——现在有声电影是趋势,你那台法国机器怕是只能拍默片,要录音还得另配机器。”
王汉彰听着,脑子里的算盘噼里啪啦响。设备、人员、场地、胶片、冲印……一项项开支在心里列出来。
“但事在人为!”周剑云最后说,语气里带着鼓励,“师爷您在天津卫这么多年,什么大风浪没见过?拍电影再难,还能难过你闯江湖那些年?拍电影说到底,也就是个生意,无非是花样新点,技术难点,可道理是一样的——找对人,花对钱,办对事。”
王汉彰握着听筒,手心里出了汗。周剑云的话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一扇他从未想过的门。
自己拍电影。在天津拍天津的故事。这不仅仅是为了解决眼下的片荒,更是一个机会——一个打造真正属于天津卫的文化招牌的机会。
“而且,”周剑云继续加码,声音里带着诱惑,“你想啊,如果片子拍成了,这就是天津第一部本土电影!这个噱头,够不够吸引人?报纸上一登,海报上一贴:‘天津人拍天津事,天宝楼出品第一部本土电影’!到时候不光是天津观众,北平、保定、石家庄,甚至太原、济南,都可能有人想看看,天津人拍的电影是嘛样!”
王汉彰脑子里飞快地盘算着。
设备现成的,技术人员工资,演员报酬,场地费,胶片冲印费,灯光录音设备……粗算下来,大概要一两千大洋。比从上海运片子便宜多了——周剑云说一部美国新片拷贝运到天津要五六千,而且还是不确定能不能成。
如果抓紧,一两个月就能拍出来。现在是四月底,抓紧点,六月底就能上映。正好赶上暑假,学生多了,观众可能回流。
技术上的风险有上海来的专家把控。政治上的风险——拍本地故事,不涉及抗日题材,日本人没理由找茬。市场风险——第一部天津本土电影,新鲜,有噱头,只要故事不太差,应该有人看。
最重要的是,一旦成功,天宝楼就不只是一个放映影院,而是一个制片方!这身份的转变,带来的不仅是票房收入,更是影响力和话语权。以后天津卫的电影市场,他王汉彰就有了一席之地,不再是单纯的放映商,而是制作方、发行方。
“周先生,”王汉彰深吸一口气,声音坚定起来,“您这个建议,我仔细琢磨琢磨。如果我觉得可行,就给您拍电报,请您派人过来。”
“好!好!”周剑云很高兴,“师爷您有这个魄力,事情就成了一半!我等你的消息!不过要快,我这边人手也紧,得提前安排。”
又寒暄了几句,电话挂断了。
王汉彰放下听筒,靠在床头,闭上眼睛。脑子里像开了锅,各种念头翻滚。
自己拍电影。拍什么?爱情故事?江湖恩怨?市井生活?天津卫最不缺的就是故事。
他想起了估衣街绸缎庄的老板,那个精明的山西人,每年春天都要去苏州进货,一去就是三个月。家里年轻漂亮的太太守着空房,和戏班子的小生眉来眼去,闹出多少风流韵事。
他想起了海河锅伙儿混江湖的兄弟,为了地盘打得头破血流,可遇到外人欺负天津老乡,又能放下恩怨一致对外。
他想起了海河码头上边拉纤的苦力,古铜色的脊背上汗水在阳光下闪光,哼着号子把沉重的货船拉向上游。而就在不远处的租界里,大宅门里的小姐正坐在钢琴前弹奏肖邦的夜曲。
他想起了洋行里的买办,西装革履,一口流利的英语,在洋人和中国人之间周旋,挣着两份钱,也受着两份气。而青年女学生抱着书本走过海河桥,讨论着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。
太多了。可哪个故事最能打动人?最能让天津观众有共鸣?
还有,找谁写剧本?天津文坛,他认识的人不多。严范孙先生德高望重,但写电影剧本未必在行,而且请动他老人家可不容易。刘云若倒是写小说的,他的《红杏出墙记》在天津卫很受欢迎,可他会写剧本吗?小说和剧本是两码事。
演员呢?男演员好找,江湖上的兄弟,店里的伙计,都能凑合。女演员……这是个难题。良家女子,谁愿意抛头露面演电影?戏班子的女戏子倒是有,可她们习惯了戏曲的表演方式,一抬手一投足都是程式,演电影会不会太夸张?而且戏班子规矩大,角儿们脾气也大,不好请。
一个个问题冒出来,像一团乱麻。但没有一个让王汉彰退缩,反而让他更兴奋。这是一种久违的感觉——面对挑战,迎难而上,在绝境中开辟新路。就像当年在老龙头锅伙儿时,赤手空拳打出一片天地时的那种感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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