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对王副省长这种既带着关心又带着警示的提醒,李怀节只是疲倦地一笑,有些无奈地向他表态:“请您放心,我会为调解失败负责。
至于工作作风问题,纯属子虚乌有。
一个开办不到两周,连主体业务都没有的部门,哪里来的工作作风问题!不过是某些人欺骗组织、打击异己的小花招罢了。
我是坚决不承认自己有这方面问题的!”
王道平再次深深看了一眼李怀节,心里想到更多的,却不是李怀节被人冤枉工作作风问题,而是调解失败的后果要怎么处理。
说实话,事情闹到这一步,他王道平自己也摆脱不了干系,是要跟着担责的。
毕竟,这场调解是他亲自主持的。
碰头会上,李怀节主动承担起调解失败的全部责任。
同时,他再次主张执法的严肃性,强调经济发展必须置于法律的框架之内。对美宜化工这种践踏《环境保护法》的外资企业,必须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同时,他还向会议透露,生态办会联合国际环保媒体,在国际上进一步揭露美宜资本方在环保问题上的恶劣态度,以及造成的环境灾难,从舆论上监督国际仲裁机构的公正性。
商务部代表钟放歌副司长也同时表示,商务部会派出代表进驻国际仲裁机构,确保仲裁程序在正常状态下运转。
环保部执法局的李晓燕副局长表示,无论美宜外资方面是否提请国际仲裁,都不影响环保部执法时间表。
面对商务部、环保部的程序压力,王道平代表衡北省政府对环保部依法依规执法表示了支持,但与此同时,还是选择了让省环保厅负责配合执法。
同时宣布,衡北省政府针对美宜化工污染执法的调解行动,就此结束。
调解失败的消息传播得很快,当天下午省政府机关就传得沸沸扬扬。
程云山早在王道平正式汇报之前,就已经通过多个渠道了解清楚了这个消息。尽管他对这次调解失败已经有了心理准备,但真的面对这种棘手的局面时,他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愤怒。
“李怀节同志呢?他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汇报这个事?他这是个什么工作态度?”
程云山的话让王道平生出很不好的感觉,看来这次李怀节是注定要为这次调解失败担责了。
不过,如果程云山要从程序上找李怀节的疏漏,那是很难的,这次调解的所有程序李怀节都走到了。
不管是书面请示,还是口头汇报,甚至是留痕工作,他都做到位了。
那么,现在就要从“工作态度”这个很唯心的层面来打击李怀节吗?
而且,从工作程序上说,李怀节也不应该直接找你汇报工作,那是越级汇报,是违反汇报程序的。
更何况,今天的调解会是我亲自主持的,我现在正在向你汇报呢,你这是什么意思?!
王道平随即想到生态办的另一名副主任赵守正,从赵守正联想到省政府秘书长,联想到昨晚赵守正的“小报告”,关于李怀节工作作风霸道蛮横的小报告。
这让王道平有些不寒而栗:调解会议还没开始,这个程云山就已经把李怀节推到失败的悬崖上。
这种斗争手段,实在有些卑鄙!
“程省长,您对调解进展的重视,我们都很理解。这次调解涉及多方利益,确实需要及时沟通。
按程序,怀节同志作为工作组组长,理应先向我汇报,再由我向您系统汇报。
这是为了确保信息经过梳理后更清晰,也体现对您时间的尊重。
怀节同志在会后的碰头会上,主动承担了调解未能达成一致的责任,并已经着手准备应对国际仲裁的预案。
他的工作态度是认真负责的,只是外资方态度强硬,这才导致了局面僵持。
这次调解虽然暂时未能成功,但工作组、环保部、商务部都坚持了法律底线,立场一致。
接下来如何应对仲裁,还需要省政府统筹指导,我们都在等您的指示。
您看是否需要召集环保厅、商务厅、渚州市政府等部门开个协调会,统一下一步的工作口径,我们好全力配合落实。”
“你这个爱才的老毛病又犯了!”程云山指责了王道平一句之后,就把他话里对自己的冒犯扔到一边,“等等看吧!
越是这个时候,我们越要镇定。
看看对手打什么牌再说!”
范德比尔特家族的行动力很强,第二天的晚上,国际媒体开始报道“美宜化工遭政治打压”“东方大国营商环境恶化”。
谜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“严重关切”,贸易专员办公室宣布将启动调查程序。
这种打政治擦边球的做法,是这些老牌资本家的拿手好戏,而且屡试不爽。
衡北省委小会议室内,气氛凝重得能拧出水来。
省委书记褚峻峰坐在主位,清瘦的面容毫无表情,显得沉稳从容。但他那无意识地敲击桌面的手指,却暴露了他内心的焦躁和不安。
省长程云山坐在左侧,两只手交叉放在小腹前,神情沉重。
褚书记右侧的王道平则低着头,手中的笔在笔记本上划出一道道无意义的线条。
“说说吧。”褚峻峰终于开口,声音有点沙哑,“一个外资项目的调解,走到国际仲裁这一步也就算了,怎么还闹到了外交层面?”
程云山看了王道平一眼,发现他明显不在状态,甚至连眼神都有些飘忽,禁不住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“褚书记,还是我来说吧!”程云山侧过身体,正面对着褚峻峰,摊开左手,屈起一根手指,“第一,省委省政府给调解目标的弹性空间太大,直接导致了调解工作组压力不足,调解尺度没有掌握好;
这一点,主要责任在我这个负责全面统筹的领导,是我没有分工好。
第二,省政府用人不当,把李怀节这么一个年轻的同志推上局面错综复杂、形势十分严峻的谈判桌;
这一点,省委和我都有责任;
第三点,也是关键一点,是调解工作组负责人李怀节同志的工作方法出了问题,导致他在调解过程中态度一直过于强硬,缺乏灵活性,导致外资方情绪激化,最终——”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