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岳飞麾下的“大将军”炮在抚州城墙上凿开恐怖缺口、炮声震动漠南草原时，数千里外的朝鲜半岛，开京的王宫内，一场决定着高丽国未来命运、乃至整个辽东战局走向的御前会议，也正进入最激烈的争辩。
自蒙古兴起，高丽的处境便极为尴尬与艰难。这个深受中原文化熏陶、却又偏居半岛的王国，长期在蒙、金的夹缝中求存。
蒙古灭金后，高丽一度屈服，向蒙古称臣纳贡，接受“征东行省”的辖制，国王需受蒙古册封，世子常需入质大都，还要承担繁重的兵役、粮赋，甚至被迫征发水手、船只参与蒙古对日本的远征。
蒙古的压迫与勒索，如同沉重的枷锁，令高丽王室与士大夫阶层苦不堪言，民间更是怨声载道。然而，蒙古铁骑的恐怖战力，又让高丽上下不敢轻易反抗。
然而，大宋北伐的消息，尤其是幽州光复、野狐岭大捷、韩世忠跨海取锦州、破山海关这一连串石破天惊的胜利，如同惊雷，炸响在开京上空。原本对蒙古畏惧如虎的高丽君臣，心中那早已熄灭的反抗火苗，开始死灰复燃，并且越燃越旺。
“陛下！此乃天赐良机，千载难逢啊！”
年过六旬、却精神矍铄的宰相崔瑀，激动得胡须都在颤抖，他是朝中“北伐助宋、抗蒙自立”一派最坚定的倡导者。
“宋军挟大胜之威，两路并进，岳韩二位元帅用兵如神，火器之利，竟能正面击溃蒙古铁骑，一日轰塌坚城！蒙古在辽东、漠南，已然根基动摇！
我高丽苦蒙古久矣，今宋师北定中原，恢复幽燕，兵锋直指辽东，此正是我高丽挣脱桎梏、洗刷国耻、重归华夏正统之时！当速遣使，上表大宋皇帝，愿为前驱，出兵助战，东西夹击，共讨胡虏！”
崔瑀话音未落，以领议政金仁俊为首的保守派便立刻出言反驳：“崔相此言差矣！宋军虽一时得利，然蒙古立国数十载，疆域万里，控弦百万，铁木真乃一代雄主，岂会因一两次败绩而伤筋动骨？
若我高丽此时背盟助宋，一旦宋军后继乏力，或蒙古缓过气来，兴兵问罪，我高丽首当其冲，届时宗庙倾覆，生灵涂炭，何人可当？依老臣之见，当严守中立，静观其变，方为上策！”
“金议政此言，实乃误国！” 武将班列中，一位面容刚毅、身着戎装的中年将领挺身而出，乃是都兵马使朴曦。
他声若洪钟，话语中带着武将特有的直率与血性：“静观其变？待宋蒙分出胜负，我高丽还有选择的余地吗？若蒙古胜，见我高丽首鼠两端，必加倍凌虐！
若大宋胜，见我高丽坐视旁观，毫无勤王之举，日后岂能相容？更何况，蒙古视我高丽如奴仆，索求无度，动辄征发，国中丁壮死于征倭、筑城者，十有二三！
此等血仇，岂能不报？如今宋军已扼山海关，辽东震动，我高丽若出兵助之，东西夹击，可收全功！此正是一雪前耻、重振国威之机！末将愿亲提一旅之师，为陛下前驱！”
“朴将军勇则勇矣，可知兵凶战危？”
另一文臣出列，面带忧色，“我国力疲敝，军备不修，仓促出兵，以何抗蒙古虎狼之师？且粮饷何出？军械何来？若战事不利，岂非引火烧身？”
朝堂之上，主战派与保守派各执一词，争论不休。
高丽王王皞端坐御座之上，面色沉静，心中却是波澜起伏。他
既对蒙古的压迫深恶痛绝，渴望摆脱控制，又担忧国小力弱，一旦行差踏错，便是万劫不复。
宋军的胜利固然令人振奋，但蒙古的积威犹在。这抉择，关乎国运。
就在争论僵持不下之际，殿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一名内侍匆匆入内，跪地禀报：“启奏陛下，大宋使者，鸿胪少卿魏良臣，已至开京城外驿馆，持大宋皇帝国书及枢密院岳飞元帅、韩世忠元帅联名书信，请求觐见！”
“宋使来了？” 殿中顿时一静。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王皞。
王皞深吸一口气，他知道，做出决断的时刻到了。宋使此时到来，目的不言而喻。
“速请宋使上殿！不，摆驾景福宫正殿，朕要亲自接见！”
景福宫正殿，气氛庄严肃穆。
魏良臣，这位曾多次出使金国、蒙古，经验丰富的外交干才，身着大宋官服，从容步入大殿。
他并未因高丽是藩属小国而稍有怠慢，礼仪周全，气度沉稳。
他先向高丽王王皞递交了国书，又呈上了岳飞、韩世忠的亲笔信。
国书中，大宋皇帝赵构以宗主国皇帝的口吻，褒奖高丽“世守忠孝，屏藩东隅”，痛陈蒙古“残暴不仁，侵凌诸夏”，宣告大宋“恭行天罚，北伐胡虏，已复幽燕，破敌于野狐岭”，最后明确表示：“高丽本中国之藩辅，受胡元之迫胁，情非得已。
今王师已出，胡运将终。朕知尔国受困已久，心向中华。若肯顺天应人，出兵助剿，共襄义举，则事成之后，当复尔国故疆，永为藩屏，恩赏有加，载诸盟府。若其犹豫，坐失良机，则天兵既至，玉石俱焚，悔之何及？” 软硬兼施，既有大义名分，又有利益诱惑，更有兵威恫吓。
而岳飞、韩世忠的联名信，则更为具体。信中详细分析了当前战局，指出蒙古在辽东兵力空虚，韩世忠已据山海关，若高丽能出兵自东向西，攻击蒙古在辽阳府以东的势力，与韩世忠形成东西夹击之势，则可迅速平定辽东，使蒙古首尾不能相顾。
信中承诺，高丽出兵所需部分粮饷，可由宋军就近支援，战后，宋承认高丽对鸭绿江以南、原高丽故地的完全统治权，并可协助高丽向北拓展至慈悲岭一线。
这封信，如同最后一根稻草，压垮了高丽朝廷内部保守派最后的犹豫。
出兵助宋，不仅是大义所在，更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在！
收复被蒙古侵占的领土，摆脱朝贡枷锁，甚至可能开疆拓土，更重要的是，背靠重新崛起的大宋这棵大树！
而风险，在宋军连战连捷、蒙古节节败退的大势下，似乎已降到了最低。
王皞看完国书和信件，与重臣们紧急商议。
宰相崔瑀、都兵马使朴曦力主抓住机会，响应大宋。
就连之前反对出兵的领议政金仁俊，在看到宋方如此明确的承诺和当前有利局势后，也转变态度，认为“此乃天佑高丽，中兴之机，不可失也”。
光启元年九月十五，高丽王王皞于开京景福宫，正式接见大宋使者魏良臣，并在正殿，当着文武百官之面，宣布：
“蒙古无道，侵我疆土，凌我臣民，神人共愤。今天朝上国，恭行天罚，北伐胡元，拯溺救焚，仁义之师也。我高丽世受皇宋厚恩，恪守臣节，今闻天兵已至，岂敢坐视？当举国之力，襄助王师，共诛暴虏！”
他当场任命都兵马使朴曦为征北大将军、都统制，尽发国中精锐，并征调各道兵马，凑足五万之众，备齐粮草军械，克日誓师出征。
同时，以宰相崔瑀之子、年轻有为的崔沆为监军，携带国书、誓表及贡礼，随魏良臣一同乘船，先行前往山东，面见大宋皇帝，正式确立盟约，并协调出兵细节。
魏良臣圆满完成任务，在高丽君臣的恭送下，带着高丽出兵的确切承诺和使团，登船返回山东复命。
临行前，他与朴曦、崔沆密议良久，敲定了初步的进军方略：高丽军主力自开京北上，渡鸭绿江，先攻取被蒙古控制的义州、麟州等城，扫清边境蒙古据点，然后向西，与辽东的宋军韩世忠部取得联系，形成夹击辽阳府之势。
同时，高丽水师将出动，沿西海岸巡弋，协助宋军水师控制渤海湾北部海域，并可能载运部分高丽军自辽东半岛登陆，配合陆上攻势。
消息传回汴梁和前线，大宋朝廷与北伐将士均为之振奋。
尤其是韩世忠，他刚刚稳固山海关，正谋划下一步是北上攻辽阳，还是西进与岳飞会师。
高丽五万大军的加入，无疑让东线的力量天平彻底倒向宋方。
他立刻调整部署，派使者联络高丽军，约定东西对进，会猎辽阳！
九月下旬，高丽征北大军誓师出征。
五万高丽军对外号称十万，在朴曦的率领下，浩浩荡荡开出开京，向北进发。
虽然这支军队的装备、训练、战力与宋军“镇戎军”不可同日而语，甚至不如岳家军、韩家军精锐，但他们熟悉辽东东部地理，对蒙古充满仇恨，且怀揣着收复故土、摆脱压迫的强烈渴望，士气高昂。
高丽的出兵，如同在已向蒙古倾斜的辽东天平上，又加上了一颗沉重的砝码。
蒙古在辽东的统治，本就因合撒儿新败、宋军压境而摇摇欲坠，如今后院起火，高丽人又从东边杀来，顿时陷入两面受敌的绝境。
那些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契丹、女真部族，以及被蒙古任命的汉人官吏，开始纷纷暗中与宋军、甚至高丽军联络，寻找退路。
一场针对蒙古在辽东最后堡垒——辽阳府的合击，随着高丽五万大军的北上，正式拉开了序幕。
辽东的战局，因这支出乎意料的生力军的加入，骤然加速。
蒙古帝国在东北亚的统治根基，开始发出令人心悸的碎裂声。
而宋丽联军东西对进的锋芒，直指那颗早已风雨飘摇的、象征着蒙古在辽东统治核心的“钉子”——辽阳。
